汉至南北朝的散文特点是什么？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又是什么？

古代的散文是仅次于诗歌的一种主要文学体裁，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表现在文学形式上就是散文的兴起。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两汉散文在创作上更加丰富，产生了大量反映现实和抒发理想抱负的优秀散文，也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散文大家，比如司马迁、班固等。

两汉散文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两汉散文在形式上有两种，即政论散文和史传散文。政论散文形成原因：西汉初期，战乱结束，平定的社会急需确立新的统治秩序，统治者的精力集中在国家的治理上。文人学者的责任意识也首先落在了治政之上，为统治者提供国家治理的方案成为文人最重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论散文成为主要创作形式。

政论散文主要特点：第一，西汉初期儒道合一的文章观念。在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与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密切相关。当大一统的国家出现时，学者们第一反应就是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治国的依据。但是在西汉前期，统治者崇奉黄老之术，这一状况对文人影响很大。他们一方面感受到儒家经典是维护统治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尊奉黄老的思想环境又使他们在文章中掺入大量道家的理论。因此造成政论散文儒道合一的文章观念。

第二，由于当时社会处于封建王朝的上升期，作者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因此文章感情充沛，气势雄浑。

第三，受春秋时代诸子散文的影响，在文风创作上，讲究文采和修辞。.史传散文形成原因：西汉王朝历经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到汉武帝时期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拥有广阔的疆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开始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以巩固和加强这繁荣昌盛的局面。

司马迁根据时代的需要，吸取前人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及诗歌创作等丰富经验，创作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了我国的史传文学。史传散文主要特点：第一，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主要依据于前辈历史作品。所以，大部分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第二，文风严谨，材料详实，组织严密。第三，在塑造人物形象、运用语言和布局等方面，语言通俗简洁，特别是对人物的个性化描写，有一定的艺术性。

魏晋南北朝散文特点及形成原因这一时期的散文沿袭了汉代散文的传统，但是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突破，除了政论、史论、书信等形式，还兴起了山水地理游记散文。散文开始从哲学和史学中独立出来，但是又走向骈化，骈体文成为官方文的正体，散体文受到挤压。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从不自觉发展到自觉阶段，文学脱离了种种束缚和局限，逐渐独立出来。其特点，在语言上要求对仗，声律、用典和藻饰，新文风的出现派生出新的文体--骈体文。这种文体过于追求形式，文风浮华，很难取得很高成就。散文形式的骈体化成为时尚 ，并渗透到各类文章中，对魏晋时代的散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是骈体文飞速发展和发达的时期，文人在艺术中追求形式美，讲究对偶，平仄、多用典故和华丽词藻，这种文风渗透到各类内容的散文中，造成了散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这段时期的散文，内容多空洞乏味，流于形式。

这一时期的骈体文对中国散文的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我是“不识书中仙，终日太疯癫”的疯癫妍，我来回答。

先说第一个问题，散文在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将从体裁、内容、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分别说说它们各自的特点。

两汉时期的散文有如下主要特点：第一、就体裁而言，议论性的作品远远多于叙述性和抒情性的作品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这时期共有经、史、子、集专书约186部，其中属于叙述性的只有18部（史书17部，子书1部），占9.6%。

清人严可均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做的统计，成篇的两汉文章大约有3500篇，其中人物碑记和墓志铭的叙述性文章，共40篇左右，占1%；另外那99%基本上是议论性的作品，抒情性的极少。

就叙述性的作品来看，记事的较多，写人的少。两汉人写的史书，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刘向的《新序》、《说苑》和《列女传》，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应劭的《风俗通义》等九部。

《列女传》记了古代105名妇女的故事，班昭为之作注，又续传20人，共125人，可说是专记人的书。

《史记》的人物传记部份，以人叙事，写人记事并重。《汉书》虽有人物传记，实际更重视记事。其余史书主要是叙述历史事件，不着眼人物描写。

第二、就内容而言，议论性的文章内容大多与当时社会政治有直接关系此时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发的，或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或批评某项政策的偏差失误，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朝廷提供借鉴。

桓宽的《盐铁论》是辩论西汉经济政策的记录；王充的《论衡》是“疾虚妄”、即反对谶维迷信的政治和哲学论文集。

到了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都对当时社会种种弊病进行了尖锐抨击。

由清人严可均辑录的《全汉文》和《全后汉文》（此本在严氏生前并未付刊，后由清人王毓藻主持，重新校勘刻印出版）中绝大部份文章都是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疏奏对策，属于决定和讨论建议朝政的公文或报告。

第三、就语言风格而言，大都比较朴实，句子以单行的散句为主比如，西汉著名的散文家贾谊和晃错，他们文章的风格不全相同。贾谊的文章受战国纵横家文风影响较大，讲究气势。晁错的文章则长于切实致用的立意和透辟深刻的论断，语言比贾谊质实。

两人文中虽时有排偶句，但从总体来看，还是以单行散句为主。

《史记》的语言自然生动，人物传记的语言主要是对当时口语的加工提炼，很少词语堆砌和排比对仗句式。

《汉书》的语言虽趋于详密，但散句仍是其主体。《淮南子》、《新序》和《说苑》文笔都简明朴实。

到了东汉末年，一些散文，如仲长统的文章，开始出现骈文句，蔡邕的《郭有道碑》基本上是骈文，但东汉末年绝大多数文章还是典型的散文。

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特点，则又有如下特点：第一、就体裁而言，叙事、记人、写景和抒情的作品逐渐增多魏晋南北朝的单篇散文约有8000多篇，其中记叙性的文章(包括人物碑铭10多篇，诔文（悼念死者的文章）60篇左右，人物传记10余篇)有260篇左右，占3%。

据《隋书·经籍志》统计，这段时期经、史、子、集的专书约4966部，其中史部793部，如全算成叙述性的，则占总数的16%；而史部中的人物传记类又有213部，占经、史、子、集总数的4.2%。

与两汉相比，叙述性单篇文章所占比例由1%增长到了3%，叙述性专书所占比例由9.6%增长到了16%。如算上小说类和集部中的叙述性文章，那比例就更大了。

两汉时专写人物的书只有一部，而此时则有20多部。两汉时写景抒情的文章非常少，这时期逐渐多了起来，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水经注》中许多写景段落，都是两汉时末曾出现过的以描绘大自然风光为主的写景散文（与韵文相对的广义的散文）。

还有如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这类情景交融的美文，李密的《陈情表》这类抒情文，在这时期是比较多的，而两汉则少见。

第二、就内容而言，表现人情和个性的作品增多了阮籍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辛辣地嘲讽和揭露了士族集团用礼法束缚广大下层人士的情欲，从而满足其自身无穷的贪欲的无耻行为，持有一种“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的超脱现实社会、随物自适的处世态度，表现了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

还有如陶渊明的《闲情赋》那样抒发强烈的情爱感情的文章，在两汉文人作品中基本上没有。

第三、就语言而言，重视辞藻和修饰，骈偶句增多如曹操、曹丕、曹植这三曹的一些应用文，骄偶句随处可见，特别是曹植的《求自试表》，文句大部分是骈偶句，尤以陈述建功立业愿望一段最为典型：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减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而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更是文情并茂，节奏明快，音韵和谐婉转。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段，脑中无不浮现一幅幅江南美景，激起一股股思乡爱国的情绪。

又如吴均和鲍照等人的写景散文，其用浓墨重彩摹声拟状、绘影图形的笔触，是两汉不曾出现过的。

这些都表明，此时期的文章已改变了两汉大多数文章那种质木乏文、板重凝滞的格调，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回答第二个问题。两汉至南北朝散文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01 自我认识的不断提高，要求自身人格、个性、价值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原始社会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他们无法理解和掌握自己的生死祸福，对宇宙间的一切感到神秘莫测，于是，产生出种种神话迷信观念：

宇宙的一切事物及其运动变化，都是由一个最高的神安排和指挥的，他的下属有日月山川、风云雷电等各个方面或各个系统的神。

被天命论统治着的人们，根本不去想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他们实质上是神的奴隶。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的增长，从春秋时期开始，这种天命论的统治逐渐发生了动摇。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不信天命，认为天道管不住人事，孔子则对天命和鬼神表示怀疑。

到了战国，荀子反天命的思想尤其强烈。正是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天命论的桎梏，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活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的作者们，才明白了在着重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应表现重要历史人物活动的道理。

从春秋大国争霸、战国七雄对峙到秦的统一这一历史巨变，空前显示出人的活动的巨大威力。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很快就被陈涉所点燃的燎原星火烧为灰烬，则再一次显示了人对历史的巨大作用。

这两次巨大的历史事变，使汉代人受到极大震动，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考。贾谊等人通过对秦朝兴亡原因的探讨和总结，终于认识到：

秦的兴亡纯属人事，与天道无关，这标志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汉朝的统治者用新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在总结秦王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国策，经过七十年左右的努力，国力空前强大。人们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对前程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论、汉赋的雄伟气魄和高歌腔调、《史记》的宏大规模，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史记》之所以能开崭新的修史体例，也与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新发现有关。先秦的编年体和国别体史书的编者们，着重事件叙述，而作为纪传体的《史记》则以人为重，反映了史家观点的变化，开始注意到人的重要历史作用。

同时，先秦史书很少记录社会下层人物的活动，而《史记》则为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杰出人物都立了传，这也反映出汉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在国运昌隆的西汉，人们对自身的力量充满自信，追求事功成为一时的风气。

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贾谊、晃谱的政论文、策仲舒的对策，甚至以阐述道家思想面貌出现的《淮南子》，都无不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因此，有北逐匈奴、南平南越、西通西域、东灭朝鲜、开发西南的壮举。

但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们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人的价值的，这反映在散文上就表现出写人们政治活动、政治观点的多，写个体人格和个性的少；议论性的作品多，叙事性的作品少，抒情性的更少，而记叙性的文章中，也是叙事的多，写人的少。

从东汉后期开始，情况慢慢起了变化，记人和抒情的作品增多了。比如，从蔡邕起出现了不少碑传文，他个人就写了大约40篇，在他以前基本上没有这种文体。

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就与汉代很不一样了。人们从根本上意识到了自己不是为上帝而存在，也不是为某种观念或原则而存存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因此，个体的人、人格和个性应该得到尊重。

建安曹氏兄弟与竹林七贤等人那种“则连舆，止则接席”的友谊和“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文士生活，他们觉得是极有意义的。

“竹林七贤”的无视礼法、放浪形骸和任性自适，也极有价值。例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认为做官会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从而断然拒绝了山涛（即文中的山巨源，七贤之一）的推荐，并宣布与之绝交。

他后来遭司马氏集团杀害，直到临刑时还索琴弹《广陵散》，惋惜乐曲的失传和自己的自由生活的结束，可见他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同传统观念的相去甚远。

再如，陶渊明的《闲情赋》虽然含有政治寄托，但他用抒发恋情的形式来表达，还是反映了他的爱情观。

他在文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意中女子的思慕和追求的痴情：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影而藏明……”像这样无视礼教，无所顾忌地热烈歌颂纯贞执著的爱情的作品，在两汉文人中是找不到的。

从陶渊明的为人，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人格的重视。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躬耕自资；他把官场比做“樊笼”，田园比成自由生活的天地，认为退隐恢复了白然的“质性”，保全了独立的人格，所似他欣喜雀跃，怡然自乐。

《世说新语》里用赞赏的口吻，记叙了魏晋社会上层人物的气质风度，也表明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新认识，例如《德行》篇里写道：

“阮光禄（阮裕，阮籍的族弟）在刻，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日：‘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这则故事说明，那时的人，以自己的思想品德被别人了解信任为乐，以不被人了解信任为忧的思想。

还有如《言语》篇里的：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日：‘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这个故事则赞美直言不隐、不媚权贵的言语，两则故事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人格独立的尊重和个性自由的肯定。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人的又一次觉醒，其重要标志就是对人性、人格和个性的价值的自我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描写、表现和歌颂人格尊严、人性高尚和个性自由的作品大量出现。

02 文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控制，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精神劳动事业，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但这里的“文学”是指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与今天所谓文学的概念相差甚远。

到了汉代，人们则用“学”或“学术”来称先秦的学术和文献，即先秦人所称的文学，而以“文”或“文章”称文学之文。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肖望之、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汉代虽然从理论上开始将文学和非文学加以区分，但从创作实践来看，除了诗歌和辞赋，散文还很难分清哪些是文学作品，哪些是非文字作品。

例如《史记》的人物传记，虽说可视为传记文学作品，但它毕竟又是历史散文；又如刘向的《新序》、《说苑》本是历史故事的纂辑，可有的故事又可说是寓言文学，其中的《叶公好龙》一篇就很典型。

到了魏晋南北朝，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创作实践上，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都分得比较清楚了。

那时人们将有感情、有文采、有韵律的作品称为“文”，将无情、无采、无韵的作品称作“笔”，将说理论述性的作品称为“论”。

例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

“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末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省，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至如文省，惟须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以上言论充分表明，当时的人对于文学和非文学的概念离我们今人的理解已经不太远了。

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由萧统组织编选的《昭明文选》就是按照文笔划分的理论来选文的，它将文章划出经、史、子书之外，以标明文学作品是另一类。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明诗》、《乐府》、《诧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的次序名篇，显然是把《谐讔》以前的文体列为“文”的一类，以后的列为“笔”一类的。

此时，人们不仅区分了“文”和“笔”，而且开始对各种文体特点和创作要求进行研究。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就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指出：“奏议谊雅，书论谊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不同，创作要领各异。

从人们对文学功能认识的发展变化，可以理解到两汉至南北朝文学面貌发生变化的原因。

先秦濡家文学观的总特点是尚质重道，注重功利和实用，以尚文为手段，致用为目的。到了汉代，司马迁则提出“发愤著书”的理论，强调创作中感情的重要性，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占主要地位，统治文坛的仍然是讲功利的文学观。

《毛诗序》说诗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是进行政教的工具。

到了王充那里，文学观则有所进步，他在《论衡·书解》说：

“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既而又在《论衡·自征》中补充说：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他的高明处是在提倡尚用的同时主张尚文，两者并重；但他的“用”还是没有越出儒家“厚人伦，美教化’的范围。

可见，两汉的文艺思想虽比先秦有所进步，但并未从总体上突破先秦的框架格局。因此，这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是“质木无文”的尚用文字，引发文学理论真正飞跃的是魏晋南北朝。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意思就是，他所认为的文章，不光指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载道之文，也包括了所谓雕虫小技的辞赋和离政教主旨甚远的抒情写景文章。

他把写文章说成是治国的大业、千古不朽的盛事，其地位至少不在经学之下，这说明在建安时代作家的心中，文学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一项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生的事业。

到南北朝，宋文帝立四学，即他正式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标志着文学的独立性已得到国家的认可。

在人的价值和文的价值重新发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们有意识地、自觉地、大量地创作出写人性、人格、人的各方面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散文作品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两汉至南北朝散文发展的形成，还对历史上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个是普适性原理，适用于对任何文学艺术，乃至于任何文明发展历程的探索分析。正因其普适性，所以此处不在赘述。

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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