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剖析元明清文学作品

2001年的戏曲研究中，一组与“悲剧”有关的文章比较醒目，这包括：陈文新《论〈琵琶记〉的悲剧品格》(47)、虞江芙《浅论元杂剧家庭伦理悲剧的界定及成因》(48)、李敏星《〈娇红记〉悲剧意义试探》(49)等。陈文认为，《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实际上是一个在宦海风波中经历了重重风险而终于“看破红尘”的隐士，而《琵琶记》实际上是一曲以“功名逼人”为主旨的悲歌，正是功名毁灭了蔡伯喈、赵五娘的“一家安乐”，“悲剧的潜台词则是倡导隐士理想，认为隐居生活才适合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是颇有新意的见解。

此外，康保成《戏曲术语“科”、“介”与北剧、南戏之礼式渊源》(50)和张晓春、陈彩玲《“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论古代戏曲导演理论》(51)也颇有创见。前者通过对“科”、“介”术语来源的分析，指出：“1、杂剧中的‘科’来自道教礼式。2、‘介’最早是上古礼仪中助宾行礼，在主宾之间通传的角色，傀儡戏用作赞导式的提式，被早期南戏直接继承。3、‘科’与‘介’的不同来源，说明杂剧与南戏的表演上分别吸取了不同的仪式和动作，它们在风格上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研究路向显然是独辟蹊径的，而后者同样有些逸出常轨，将研究视野投向了少有人涉及的古代戏曲导演理论这一领域，并且指出：戏曲导演理念“最根本的一点便是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演员的作用，把演员作为戏曲舞台的真正主宰。”而且这种观念，“符合‘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和戏曲舞台艺术的规律。”不过，这一论点或许还须进一步的论证。
在诗文研究方面，袁枚研究是全年的一道亮丽风景，许多学者都撰文讨论，这其中，王英志用力最勤，他全年共发表了《袁枚七载县令考述》(52)、《袁枚辞官考述》(53)、《袁枚与清代诗学批评》(54)、《袁枚性灵诗的艺术特征》(55)等九篇专题论文，显示了卓越的实绩。在上举最后一文中，他指出：“袁枚诗可称性灵诗，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征使袁枚性灵诗歌在乾隆诗坛崇唐模宋的创作风气中别树一帜，独具特色，成为清代诗歌史上绝少依傍，而真正具有自己面目的诗歌。”其诗在艺术上有四个明显特征，即“选材的平凡、琐细，诗歌意象的灵动、新奇、纤巧，情调的风趣、恢谐，以及白描手法与口语化。”同时，作者也辩证地指出：“袁枚诗亦确有缺陷”，故对其创作成绩“亦不可估计过高。其影响不及其‘性灵说’诗论深广。”王英志之外，相关的文章还有钱竞《袁枚诗论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关系》(56)、张连第《诗情贵真，诗艺贵巧：袁枚“性灵说”探析》(57)、周新道《袁枚文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58)等等。
与袁枚研究相呼应，对性灵诗人张问陶的研究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这方面的论文有：李玫《解读张问陶》(59)、赵庆元、余丹《从张问陶的爱情诗窥其对“性灵说”的继承和发展》(60)、冯岁平《清代性灵派诗人张问陶的连云栈道之行》(61)、孙卓虹《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论张问陶闺情诗的积极意义》(62)、孙卓虹、詹杭伦《清人张问陶绝句十八家考述》(63)等。
与王英志相似，陈文新的明诗研究也颇具规模。他先后发表了《明代诗学论诗乐关系》(64)、《论明代诗学主流派的内部争执》(65)、《从格调到神韵》(66)等五篇文章。在《从格调到神韵》一文中，他以王孟诗风在明代的境遇为切入点仔细分析了神韵论从格调论中分化、独立出来的演变过程，对明代诗学的这一重要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2001年元明清散曲和词的研究相对冷清一些，但仍不乏佳作，比如陶然《论元词衰落的音乐背景》(67)，文章从“词在本质上即是一种音乐文艺”的基点出发，指出“元代之市井民间传唱最广的已不再是传统的燕乐了，而是更为通俗、更新鲜活泼，吸收了词乐的某些长处因而更适合市民阶层欣赏趣味的南北曲乐”，于是，“元代词乐的衰微和曲乐的兴盛，决定了元词的非主流地位。”而因词与音乐的疏离而带来的词调贫乏和歌法失坠等方面的原因“则进一步加速了词的衰落”。文章抓住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论述极为别致动人。另外，刘博苍《试论元散曲中的“四季歌”》(68)、吴国富《全真教与元散曲讽世精神的淡化》(69)、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70)、季祝平《试论纳兰性德的边塞词》(71)等论文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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