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纨论文(苏文纨的爱情观)
1. 苏文纨的爱情观
《围城》里面喜欢苏文纨的那个男人是赵辛楣。
赵辛楣，钱钟书小说《围城》中的人物之一。 赵辛楣在小说中被描写得身材高大，神气活现。他从小暗恋苏文纨，不料苏在他和方鸿渐之间玩着恋爱游戏。失恋后，他同方去了湖南的三闾大学，却意外被汪太太勾引。三闾大学呆不下去，赵又辗转去了重庆，开始了他的仕途。 电视连续剧《围城》中，赵辛楣一角由英达扮演。
2. 苏文纨性格
读《围城》是好几年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还在高中读完之后也没感觉小说写得如何，其实后来看了钱钟书本人对《围城》的评价其实也不高，他也不知道这个小说怎么后来就火的一塌糊涂。
苏文纨，这个女人怎么说呢？有女人的通病，虚伪但是家庭环境不错。另外一点要说的是，假矜持！明明想要的东西，强作镇定后来得知表妹唐晓芙和方鸿渐的事儿之后又“痛苦不堪”。唐晓芙则不同，跟表姐苏文纨比起来。唐晓芙是一个十足纯真的女孩，简单不麻烦清澈如水，少了苏文纨的世故。不消说方鸿渐会对她动心，我其实也动心了。
3. 苏文纨的爱情观是什么
我猜，你是想说苏文纨吧？
其实方、苏二人之所以未能走到一起，钱钟书先生已经作出了详细的描写。其中既刻划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塑造了方鸿渐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
说实话，相比当今流行的 “女方负责美貌如花，男方负责挣钱养家” 的商品化婚恋观，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婚恋观要复杂得多。
难怪咱们读不懂方鸿渐。
4. 苏文纨的爱情观有哪些
《围城》里苏文纨嫁给了曹元朗，是一个诗人。外表长相是不如方鸿渐和赵辛楣的。
苏文纨为什么会选择他？一来是为了告诉方鸿渐，自己不是非他不可，二来曹元朗这样的男人也是软弱的，娶了苏文纨，必定愿意为她当牛做马，这样苏文纨的优越感也不会少了半分。
苏文纨是可悲的，她一生都在被那些莫须有的虚荣心裹挟，她永远都得不到爱情，因为她从来不肯付出真心，却奢求别人给予她真心。
5. 苏文纨相关情节
回答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说钱钟书先生对幽默的看法。
钱钟书说过：
“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这是他对幽默的理解。接着他又说：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泰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之后，几万里以外，才有另一个人与此人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他的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幽默的作品决不是游戏文章，也不是专为卖笑而幽默，而是幽默家洞察世事，面对严酷的现实，沉闷的人生，泰然处之，把人世的纷争，美与丑的搏斗，善与恶的撞击，大千世界匆匆过客的娇姿憨态，德行劣迹，用生动诙谐的笔调写出，能引起读者一种轻松的、戏谑而又含有深意的会心的笑，在笑的过程中领略人生的滋味，得到才智的增广。
《围城》的幽默风格就是如此，语言挥洒自如，摇曳生姿，亦庄亦谐，情趣无限。在那行云流水一般的语句中，钱钟书以其匠心独运的幽默笔法，调侃社会人生，挖掘人物灵魂，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生动画卷。
纵观全文，《围城》通过夸张、对比、拟人、比喻、引申、反语等手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钱钟书式的幽默氛围，我将从《围城》呈现出的这几个幽默手法出发，说说钱钟书的幽默文风。
01 夸张手法
《围城》开篇就用了夸张手法，在描写白拉日隆爵号邮船上一个姓孙的小孩时，先描写孩子“塌鼻子”、“两条斜缝的眼睛”，然后突设夸张：
“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这样一来，描写对象就如同在哈哈镜前一样，让人产生新奇感，从而引起笑声。作者对孩子相貌的夸张描写，俏皮幽默，却不会给旁人造成痛苦与伤害。
《围城》剧照
再如，孙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小说写道：
“鸿渐道：‘有一次，我们坐的船险的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
首先，船是不可能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的；其次，这里“吉沃吐画的O”是指意大利画师加在圣像头顶的光环，它硕大、浑圆，钱钟书把它挪到孙柔嘉身上，既描绘出她故作天真的造作情态，同时又揶揄她心机深沉又假充圣洁。
《围城》剧照
对夸张的运用，更绝是方鸿渐与鲍小姐在西餐馆就餐的情形，书中这样写道：
“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了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这段文字中的一系列夸张描写，十分新奇，似乎太过分；虽然新奇，但得承认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
读者就是在对这包含着某种真实的新奇描写的感受中，生发出具有画面了的幽默感。
02 对比手法
对比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的不同方面并举出来，进行相互比照的一种修辞手法。
例如，在讽刺“哲学家”褚慎明时，作者不惜笔墨写他的言谈举止。褚慎明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大吹特吹自己和大哲学家罗素有亲密关系。书中写道：
“世界有名的哲学家、新袭勋爵，而褚慎明跟他亲狎得叫他乳名，连董斜川都服了。便说：‘你跟罗素很熟？’”
“‘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天知道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钱钟书先煞有其事地交代出褚慎明与罗素的“亲密关系”，罗素请他帮助解答问题的情况，并补充说明褚慎明没有吹牛，这样就构成了悬念。
读者被引入严肃、庄重的话题中，并急于了解罗素到底要褚慎明解答哪类问题（根据定向思维，读者多半认为是哲学问题）。
突然，作者笔锋一转，推出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小问题，与前面读者预想可能出现的话题形成对比，使读者心理期待落空，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幽默效果。
《围城》剧照
再如，诗人曹元朗出场也有一段十分幽默的文字。作者先用间接手法写出“滚圆脸”曹元朗的滑稽相貌，然后写出目睹其人的方鸿渐的感受：
“做诗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寒瘦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
这段文字的妙趣在于先是类比，由曹元朗的肥头胖耳联想到唐朝诗人贾岛。贾岛是“寒瘦诗人”，其外形却是圆脸肥短身材，诗风的“瘦”和外形的“胖”形成对比，从而构成对立的意象。
接着，作者再把肥头胖耳的曹元朗掺合进来，使对比超出原有的范围，读者在想象中就可能把曹元朗的“胖”直接与贾岛的寒瘦诗风联系起来，形成对比，构成一幅极不谐调的幽默画面。自然，幽默的讽刺色彩顿然而生。
《围城》中，用对比法创造幽默的例子很多。如方鸿渐为了让父亲与丈人不失望，决定去买一张博士文凭。
《围城》剧照
几经周折，他把卖假文凭的“爱尔兰人”大大的骗了一回。当方鸿渐得到假文凭以后，书中写道：
“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本应汇七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在此，作者不无幽默地把方鸿渐的“胜利”同中国的外交与订商约长期的失败加以对比，这样，读者的思考就不局限在方鸿渐买文凭的“胜利”上，而完全可能联想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一连串的失败与耻辱。
对比提供的两件事：胜利与失败，一小一大，形成尖锐对立。讽刺幽默就在事物的尖锐对立中产生了。
03 拟人手法
《围城》拟人手法的妙趣，不仅在于钱钟书把人的灵性赋予事物，使“死”的事物“活起来”，而且在于它超越了传统拟人手法的功用，获得了独特的修辞意义。
传统的拟人手法，侧重于表现被修饰八的对象，让“死”的、无灵性的事物具有人的情感、情态等，这样往往忽视了拟人的辩证意义，忽视了被描写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味。
然而，钱钟书的拟人，不仅能生动地表现被修饰的对象，而且有时在表现这一事物的过程中，着意突出从这些被描写事物中反射出来的虚像，即“人”这一象征物。
比如，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破汽车的文字：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强它继续前进……前面路还走不完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
在这段幽默感极强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的何止是破车外在的形象和车子时行时止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读者透过这拟人的描写、讽喻的语句又认识了像破车一类的人。
钱钟书的高妙之处，就是要借助拟人手法，把可笑世界中的可笑的人讽刺尽。如果被描写的事物不能反映出这层讽喻意义，哪能谈得上有幽默感呢？
他用拟人手法把被描写的对象“车”同被讽喻的“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虚实”结合的幻化(时而车、时而人)审美意象中，感受到讽刺的幽默乐趣。
再如，方鸿渐一行前往三间大学途中，准备在一小店就餐。这时小店伙计拿出一块风肉，书中对肉蛆有这样一段描写：
“肉上一条蛆虫从腻睡里惊醒，载蠕载袅，李梅亭眼快，见了恶心，向这条蛆远远地尖了嘴做个指示记号道：‘这要不得！’”
一条平凡的蛆虫在作者笔下生动起来，它似一个酣睡的懒汉，被人从梦中惊醒，“载蠕载袅”，岂不是他在伸懒腰，打呵欠？
本是一个单调的画面，却被表现得栩栩如生，蛆虫的形象以及它的动作经过拟人手法的渲染而实现出来，变得更加恶心，同时这充满讽喻的描写，又使我们联想到像蛆虫一样的人，人也并不比蛆虫更好。
04 引申手法
引申是由一事一义推衍为其他有关之义。钱钟书常在某一结论的基础上，出奇不意地推衍出一个可笑的新结论，尽管这些结论有时显得很荒唐，但是它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写方鸿渐到张家相亲，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在这过程中，方鸿渐加入了玩牌行列，并意外地赢了许多钱，他打算用这些钱去买一件自己渴求已久的皮外套。
《围城》剧照
他当时的心情，书中写道：
“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
这段文字先借用《三国演义》“妻子如衣服”的俗语作为大前提，然后将这一前提作了可笑的调整一一“衣服也就等于妻子”，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衍出“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的新结论。
这一结论是如此荒谬，而正因为它荒谬，才能把方鸿渐当时喜悦的心情和他玩世分不恭的性情表现出来，读者才能在小说人物荒谬的思考中获得幽默感。
《围城》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如：
“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应世界潮流。”
船上那些人本来无聊，想借麻将消遣，作者却不直接描写他们无聊的心态，而是不无幽默地为他们寻找了十分充实的理由：麻将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这就非玩不可了。
这段文字的妙趣在于，作者先确定麻将是国技，接着用不确切的口气说麻将在美国很风行，并以此为前提引申出“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应世界潮流”的滑稽结论。
在幽默艺术中，引申的功用是推出问题(许多问题是虚设的，并不成立)，然后以此为前提推衍出荒唐结论。
这个“不真实”的推衍本身就是一种戏谑行为，它蕴含着作者深刻的讽刺，并具有幽默色彩。
05 反语手法
反语是表达的本意与表面意思相反的一种修辞手法，正话反说是它最大的特点。但也并非只是正语反说。
它的意义中还包含着含蓄、暗讽与省略，并且需要聪明而善解人意的读者去领会其意义的特定所指。
例如，方鸿渐一行在前往三间大学途中，目睹一伙乘客抢座位的场面，小说如此描写：
“汽车夫说，这车机器坏了，得换辆车。大家忙上原车拿了随身行李，抢上第二辆车……原来有座位而现在没座位的那些人，都振振有词说：该照原车的位子坐，中华民国不是强盗世界，大家别讲枪。”
这儿的“中华民国不是强盗世界”就是反语。透过这句话的表层字面，我们看到了作者表达的另一层意思——中华民国是强盗世界，到处匪盗出没，人无宁日，民不聊生。
作者运用反语不仅讽刺了“强盗世界”，而且讽刺了那些为急于争回座位而振振有词的人们，反语含蓄表达法在此收到了讽刺幽默的效果。
这类幽默手法，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常常碰到。比如，有时为了开玩笑，我们会把否定的结论拿来加以肯定。
就小说来讲，采用反语是为了暗示出一种冲突。即：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都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它能引起我们的笑，但得明白了它的真意以后才能笑。
再如，对“欧亚大旅社”的胖女人，小说这样写道：
“掌柜写帐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
“欧亚大旅社”明明是管理混乱，作者不直言写出，却把笔触落在胖女人身上，对她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雅的喂奶行为进行描述，从而证明这旅馆管理十分糟糕，并为往下直接描写旅社混乱的管理作了铺垫。
在这段文字中，最能产生幽默感的莫过于“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这句反话，它不是凭空跳出，而是建立在对胖女人具体描写的基础上，自然合理，毫无故作戏谑之感。
反语幽默的最大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地对丑恶的人或事给予合理的讽刺。从心理学角度说，反语产生幽默的原因，在于它隔断了审美者的正常思考，使期待落空。
《围城》的反语就是从事理的反面，告诉人们一个与期待相反的结论，使人不由一怔，然后透过反语表层，在其深层把握住作者的真意，最终获得涣然冰释的轻松感。
06 比喻手法
比喻在《围城》中最为多见，而且喻材广泛, 收古今中外典故于比喻中，书卷气浓，设喻精细巧妙, 深藏机锋, 尖锐隽永。
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对比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
“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围城》里的比喻就是这一比喻理论最好的实践。例如把鲍小姐“裸赤”的身体比喻成“真理”或“局部真理”，把女人的大眼睛比作“政治家讲的大话”等等。
在写褚慎明时：
“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睛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
《围城》剧照
用“绝对观念”来比喻褚哲学家极度睁大的眼睛，这是以抽象之事比喻具体之物的典型用例。
这类比喻，喻体多是抽象的事理，它被作家所运用，就超越了具体比喻抽象的常规，比喻因此而产生新奇感，从审美上说也易产生美感。
《围城》比喻创造幽默效果的另一特点，在于它提供了夸张的喻体。例如，“褚哲学家”看苏小姐的大眼睛，被比喻成“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进碎眼镜”。这一夸张比喻，就把褚慎明的“馋”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再如，小说中的沈太太滑稽怪样的面孔也被夸张比喻表现出来：
“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会里谋杀案的线索。”
在此，夸张的比喻使沈太太眼睛的黑袋、牙齿的红痕等丑陋部分突出出来，从而产生漫画式的滑稽效果。
《围城》比喻创造幽默效果的又一特点，在于它提供了描写主体对立的喻体，即钱钟书所说的“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
《围城》剧照
化高贵为低贱。有些事物本体本来是尊贵高尚的, 如果故意用低贱卑俗的喻体来描绘它, 由于本体喻体在高贵低贱方面形成了落差, 幽默诙谐自然天成。
如文中写到的：
“（汪处厚说）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 他们有这么一比, 讲师如通房丫头, 教授比夫人, 副教授呢, 等于如夫人。”
教授、副教授、讲师本是学识水平的标志, 也是崇高神圣职业的代称, 而作者用“夫人、如夫人、通房丫头”作比，按当时男尊女卑的观念, 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 本体喻体的崇高神圣与低残卑俗形成的差势, 对照鲜明, 跌落出了贬抑讽刺, 逼真地展示了教育事业不受重视, 知识、人才大为贬值的状况。
用“鄙琐事物”设喻，这就使审美对象内部显现出不谐调的状态，即比喻的主体与喻体形成对立。从审美上说，审美对象的“不谐调”、“对立”，正是产生幽默的原因。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类比喻作了精彩的论述，并列举说黑格尔把“繁星丽天”比作“人肤患癣或群蝇曝聚”等等。
可见，钱先生深谙“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的幽默功用，并不惜笔墨，创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的幽默比喻。
被誉为“中国之大儒，古今之通人”的钱钟书，站在高处，轻蔑地俯视世间丑陋的人和事，并揭露生活中的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讽刺意味很浓的幽默风格。
读罢《围城》，无不被它贯通始终、耐人寻味的幽默魅力所征服。文中所举的幽默之例，仅为书中的“九牛一毛”。
可以说，钱钟书笔下的每一句话都蕴蓄着喜剧的生命，其焕发的才智、独创的语句、富有诗意的形象十分惊人，以至于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变成格言或者俗谚。
回答完毕。
6. 苏文纨的话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骗、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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