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期？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我国的古典文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书法、文学等等领域都于此时过渡到了自觉期。
如果深层次探求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一阶段里，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这一阶段，文人群体中滋生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意识：
第一、文学除了社会的功用之外，还应该有个人的色彩在魏晋之前，不论是《诗经》、“楚辞”的时代，还是以赋体散文和乐府诗歌为代表的两汉时期，文学的个人色彩是被弱化的。
这一阶段的文学强调的是“诗以言志”，是“文以载道”，作品要为社会、为理想而创作。
《诗经》和汉乐府多是具有“以下讽上”的功用；赋体散文中，铺陈的汉大赋注重对社会现状的渲染以及夸张地描绘，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而抒情的东汉小赋名义上是抒发个人情感，但这些情感依然是和社会、政治、理想有关，只不过形式上出现了变动，比如张衡的《归田赋》。
这个时期的文人更多的是社会形象，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的相貌。
但这种情况在汉末魏晋时期被打破了，文人开始关注自身与其他人的区别，这是文人的自觉。
所以，提到这个时代，比如曹操、嵇康、阮籍等等人物，人们了解这些人物的事迹多过他们的作品。
也是这个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明确地将文学分成了两种功用：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说，这个时候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可以是安邦定国良策，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也可以是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应用文体和文学文体有了更为明显的划分。
所以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文学流派。
比如玄言诗、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这些明显带有非常浓厚个人思辨、情绪等倾向的作品相继问世，孙绰、许询、阮籍、郭璞、谢灵运、陶渊明等等作家开始被人所关注。
虽然他们这些情感的由来多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的背后是短暂的和平和短暂的战争的交替，文人流离非常严重。
当外在的社会环境不能给予生活的安定，文人群体开始了对精神园地的探索，主动创作反映精神状态的文学作品，也就此形成了分化。
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开始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诗言志”逐渐向“诗缘情”靠拢，虽然结果都和理想、情志有关，但表现出来的侧重点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忧国忧民之中又带有了个人的苦闷，这就是文学作品的自觉。
第二、文学的形式和内涵都是可以研究的除了诗歌功用的偏移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还开始了对诗歌创作的探讨和总结，并且发生了两件对后世文学有着非常重大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沈约等人对汉语音韵的探究。
古汉语官话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被称作“四声”。
在南北朝之前，人们处于懵懂状态，并没有发现这一规律，直到沈约等人的一次聚会，大家探讨如何写作更好听的诗歌。
他们发现了汉语声调的秘密，周颙作了《四声切韵》，沈约写了《四声谱》，开始对这一规律进行研究。
后来发现，之前时代里，如曹植等人创作的诗歌为何如此优质，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暗合了汉语这一规律。
于是，沈约等人提出了具体的诗歌写作手法，避免“八病”：
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样一来，按照他们的要求创作出来的诗歌，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形式上工整美观，音韵上铿锵优雅，这种诗歌被称作“永明体”。
自此之后，写诗不再是天赋问题，而是有了一个明确的写作标准。并且逐渐蔓延至骈文领域，音韵配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一标准的制定，直接促成了格律诗、律赋等文体的产生。为后世文学，不论是为诗歌还是文章等体裁的创作，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件事是钟嵘、刘勰等人开始了对文学审美的总结。
在此之前，人们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注重作品的形式音韵，知道什么样的文学是美的，是优质的。但为什么是美的？为什么是优质的？还处于懵懂之中。
钟嵘、刘勰等人对于审美心理的研究，填补了文学领域中的这一空白。
人们开始了对文学审美功能的研究。
钟嵘在《诗品》中开始给诗人和作品进行等级的划分，并根据他的感受来进行点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开始讲述他文学审美的感受，对作品进行更深层次的审美分析。
这二人的文学理论是之前的时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他们开始跳出了作品的形式、情志、内涵、音韵等等特征，甚至离开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从更深的层次来探究这些作品给读者的感受，这就是审美的自觉。
在之后的时代里，中国在文学理论方面与西方国家走上了迥然不同的道路，相比于长篇大论的理论研讨，我们更重视短小精悍的评析，更注重文学渊源的脉络。后世的“诗话”类作品大抵不出两者范畴。
综合来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集中体现在：
作者自觉：对具体的“人”的发现，文人不再是一个群像吗，而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
作品自觉：文学作品也不再表达着单一的内涵，而是出现了个人情感的诉求；
审美自觉：文学的形式和文学的审美心理，都逐渐定形，从此之后有了新的具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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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他这样说，是有很大道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文学理论和批评，都是非常繁荣的。尤其是在文学理论的探讨上，形成了一个高峰。
01/ 文学自觉的标志其实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间大概有三百多年。而所谓的文学自觉的标志概括来说有三个，也分为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门类独立所谓的“门类独立”，是指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汉代，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主要是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赋也还在儒学的思想范畴之内。
而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当时宋文帝立了四种“学”：文学、儒学、玄学与史学，四学并立。宋朝的范晔在《后汉书》中将《文苑列传》和《儒林列传》相并立，足以见他对文学的重视。
刘勰在《文心雕龙·总述》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这句话将文学诗文创作的“韵”给勾勒出来了。文学需要文笔的支持，也需要韵律、遣词等等，这些都和那些说教式的文字有所不同。
而梁朝的文学创作，就将“抒发情感、以情动人”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和特点之一。如萧绎在《金楼子》中所言：“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第二，文体辨析更为明确第二个标志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较为细致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很明确的认识。如果对文学只是一种含混的认识，并不能算是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对于厘清诸多文学概念有很重要的意义。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体明确地分为四种，并且描述了它们的特征：“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西晋时，陆机在《文赋》中，分类更是详细，他将其分为十类，并且每一种都有特点描述。陆机的分类虽详尽，但也不免繁琐，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但是在《文赋》中，他有一句话最为后世文学从事者青睐，那就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而比陆机分类更甚的是《文心雕龙》，上篇的大幅篇幅都是在讨论文体问题，分了33类。作者在《序志》中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并同时追溯了每种文体的起源，举例加以说明阐释。而在实践上，《文选》是最好的证明，它是根据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
第三，审美自觉
第三个标志就是文学审美的自觉，也就是文人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最为重要的一个特性便是审美性，如果一部作品，没有美感，那就很难得到欣赏。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还是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曹丕的“诗赋欲丽”，陆机的“绮靡”、“浏亮”其实都是一种审美的特征。
《文心雕龙》中，也有很大篇幅是在谈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这其实也是审美。譬如情采、韵律、丽辞、比兴、夸饰等。文论学家将《文心雕龙》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既包含了文体辨析，更囊括了审美内涵。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先前服务于政治教化功能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一个很个人化的行为，更专注于抒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悟。
02/ 文学自觉的社会背景乱世缝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时期之一。乱世之中，文人命运是无常的，因而生发了对自身个体命运的关注。乱世之中，敏感的文人更能感受人生苦短，生命的脆弱，祸福无常，人的无力感陡增。这也一大部分上形成了文学上的悲观情绪，悲剧性的创作基调。
还记得少时念过曹操的诗《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但相比这首，杜甫的那首相似描写的诗更熟为人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都是对残酷战乱的侧面描写。
备受政治现实折磨的，最是有家国情怀的文人，许多文人也会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中而遭到杀戮，如杨修、孔融、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等一大批文人，都陷入了斗争的泥淖而无法全身而退。
门阀观念与门阀斗争士族的兴起源于东汉后期，他们在魏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不管是财富的积累还是门第名声，都占据了一定高度的地位。
门阀制度下的寒士是非常辛苦的，他们进入仕途很难。魏晋时期的察举制，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其实留给寒门子弟的机会并不多。
仕途无门的、才高的寒士，自然心中闷闷不平，士族和庶族对立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即是重视社会门第，而这种门第观念又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
文学家族也随之出现，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阮禹、阮籍父子，嵇康、嵇绍父子以及嵇含，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陆机、陆云兄弟，谢氏家族如谢安、谢眺、谢灵运等，皇族萧衍、萧纲、萧绎、萧统等。
儒释道三教融合
从老庄思想来的玄学，对魏晋的文人影响甚大，致使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和人生观。老子的“自然”、“真”观念，在魏晋文人看来，就是一种至纯至真的精神境界，不受外物，尤其是礼教的束缚。
洞见、玄心、妙赏、深情都是魏晋风流形成的条件，这都离不开三教合一的过程和文人的人生感悟。大量佛经故事的传入，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的范式，更在思考人生问题上影响着时人。故事性的加强、韵律的变化、词汇的使用以及文学观念，都是佛的传入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带来的极大改变。
0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及其风格
乱世之中，人们感受最多的，便是生死的无常。因而生死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重要的书写主题。
在《古诗十九首》中，就已经有对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感叹。而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更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人们一方面在感叹生命的无常，一方面却又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生命的诸多苦难遭遇。他们借助酒和药，来显示自己放荡不羁的性格。及时行乐、顺应自然规律等都是时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最为著名的还是陶渊明，他悠然种豆南山的人生姿态，享受归隐田园的苦乐，都为后世多少文人歌咏，甚至效仿之。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书写主题——隐逸主题。竹林七贤隐居山间，在林中喝酒赋诗为乐。这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隐逸主题的诗歌。如左思、陆机的《招隐诗》，潘岳的《闲居赋》。陶渊明更是被钟嵘《诗品》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游仙诗也是魏晋时期的一大类型。李白有一大批游仙诗，但游仙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然盛行。游仙诗和诗歌的生死主题相关，主要写人为求长生，并对神仙世界充满向往。游仙主题早在《楚辞》中就有存在，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何劭都有《游仙诗》，郭璞更是创作了多首《游仙诗》，构成了一系列的相关描写。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风格，是几大文学团体所创造的，并且各个不同。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三曹”、“七子”几乎代表了魏晋文学的最高成就。这也造就了风格多变的魏晋文学。
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新变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生机勃勃，富于开创力，萌生、孕育着新的生命。这种新变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学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越趋向于个性化，更关注于人的情感诉求。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还说了一句：“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异彩”二字虽平凡，却真切道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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