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有什么样的文学批评风格？
别林斯基是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他的文学评论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总体来看，他的文学批评的风格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表现：
1、熔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于一炉，结合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来进行文学批评；
2、主张直率的批评：对青年作家既热情扶植又严格要求，并且认为文学批评应尊重公众, 反对迎合俗众；
3、高度的原则性：坚持真理，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庸俗作风
01 熔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于一炉，结合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来进行文学批评别林斯基在《别林斯基论文学》一书中说:
“只是历史的而非美学的批评，或者反过来，只是美学的而非历史的批评这就是片面的、从而也是错误的。”
别林斯基要求文艺批评应当具备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不受外界诱引的本领。
文艺批评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一种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感性与理性、直觉与判断和谐统一的心理活动。离开了对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就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审美判断。
在文学批评中只有以进步的审美观点为指导，并以对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为依据，具备在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敏锐的审美能力，才能从美学的角度准确地把握住作家、作品的特点，鞭辟入里地分辨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作出符合作品实际的评价。
文艺批评从审美感受出发，不是搞纯美学的批评。别林斯基认为，历史性的社会运动强有力地影响着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决不能：
“只想跟诗人及其作品发生关系，而不傲到诗人写作的地点和时间以及为他的诗作开辟道路并影响他的诗活动的诸种状况”。
他在文学批评中注意联系作家所处的时代，联系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联系作品所反映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联系当时文学发展的状况，来对作家和作品作出分析和评价，看作品是否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否对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作出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回答，看作品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如他对普希金作评价时，详细回顾了普希金以前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道路，分析了普希金对以后文学发展的影响，指出普希金的创作有如一条大河，把过去俄罗斯文学的一切支流汇合于一身，并且给它们加上起了变化的、新的形态，重又交还给世界，从而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构成了一个特定的阶段
可见，别林斯基在分析作品的美学价值时，很重视它们是否忠实于一定历史条件之下的现实，而在历史地评价作品时，又时刻不忘它们的审美意义，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作为具体评价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文学批评是一定的文学理论的具体运用。而文学理论也是历史的、发展的，不是静止的、不变的。
因此，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进行文学批评，既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又不能囿于既有的理论，而要倾听实践的呼声，善于总结文学实践的经验，概括文学创作的规律，从而发展和丰富理论，把文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别林斯基说:
“理论是美文学法则的有系统的和谐的统一；可是，它有一个不利之处，就是它局限于时代的某一时期，而批评则不断地进展，向前进，为科学收集新的素材，新的资料。这是一种不断运动中的美学。”
别林斯基本人的文学批评，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运动中的美学”。他从不把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往一切文学现象上硬套，而是从实际出发，总结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发展的经验，特别是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的经验，使文学理论的面目为之一新。
他熔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于一炉，在具体评价文学现象时探讨和阐明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例如文学艺术的本质特点，艺术与科学的异同问题;真实性与典型性问题，艺术与社会功利的关系，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艺术创造的风格和独创性问题，文学艺术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创作过程中感性活动与理性活动的关系、想象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等等。
02 主张直率的批评：对青年作家既热情扶植又严格要求，并且认为文学批评应尊重公众, 反对迎合俗众文艺批评是对一定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评价、判断的科学活动。这就得要有正确的态度。
别林斯基认为，文学批评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直率的批评”，一种是“躲闪的批评”：
前者是“不怕被群众所笑，敢于把虚窃名位的名家从台上推下来，把应该代之而起的真正的名家指点出来”；后者则是“虽然同样地了解问题，却阿谀群众，审慎地、用暗示、带着保留条件来说话”。
他坚持前一种批评，反对后一种批评，他特别注意发现新生的显露出卓越才华、预示着远大前途的作家和作品。
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后来闻名于世的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注意到他们，说明他们的意义的，正是别林斯基。
直率的批评并不是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直率的批评要求实事求是，反对若不捧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傲法。别林斯基说:
“当我们评论文学领域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将直言无隐地把好的说成好的，坏的说成坏的。”
他在赞扬莱蒙托夫的诗歌的同时，对于他某些诗篇中形象不准确，遣词不妥帖的地方也具体地提出了批评。他对果戈理的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也尖锐地批评了果戈理在《圣约翰节前夜》和《可怕的复仇》中流露的对民族性的错误见解以及如《肖像》这样的失败之作。
即使像《死魂灵》这样的优秀作品，别林斯基在充分肯定其思想、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瑕疵。例如作者毫无根据地硬叫乞乞科夫在查看买进的死魂灵名单时梦想到普通俄国平民的生活，把人物所不能有的思想强加给他，在作品中插入一些与清醒的现实主义不相协调的铺张、浮夸的抒情段落等。
他又敏锐地觉察到这“不是作者单纯的偶然的错误，却也许是促成他在俄国文学中完全丧失才能的一粒种子”，因而对果戈理以后的艺术发展方向表示忧虑。
后来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中就完全脱离了俄国社会的现实，按照他迁腐不堪的理想来制造虚伪的正面形象，结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说明别林斯基的预见性。
直率的批评表现在对待文坛上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态度上，是既热情扶植又严格要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问世，别林斯基在临睡以前一口气把它读完，第二天一早，就急不可待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来，给予热烈的鼓励，从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发生了决定他终生命运的转折。
但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两重人格》，只是不厌其详地描绘主人公生理上的痛苦体验，没有揭示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流露出某种自然主义倾向时，别林斯基又毫不宽容地指出了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走的错误道路。
别林斯基文艺批评的直率的态度还表现在主张尊重公众，反对迎合俗众。他有一句名言:
“对于文学说来，公众是最高的审判，最高的法庭。”
在任何时代，群众的鉴赏要求与审美趣味是有差别的，有的高尚，有的庸俗;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积极，有的消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群众是评定文学作品的最高权威呢？
别林斯基认为，要把“公众”与“俗众”区别开来，要把尊重公众的鉴赏要求与迎合俗众的低级趣味区别开来。他曾宣称所主持的文学批评栏，经常加以考虑的总是公众，而不是俗众。
他说:
“我们从来不喜欢牺牲自己的信念来博取成功，把卑鄙的迎合和诚恳的努力棍为一谈。”
所以看一部作品的价值，决不能只看它是否受欢迎于一时，而要看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它会淘汰那些虽然风靡一时但却浅薄无聊的种种作品，而推荐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艺术珍品。
既然读者和观众中间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要求有高下之分，正误之别，文学批评理应担负起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的重大责任。别林斯基认为:
“美文学感受力在一个人身上是被美文学作品本身发展起来的，因此，杂志应该向它的读者提供美文学作品的标本;其次，美文学感受力是被美文学的分析和理论所发展和形成起来的，因此杂志又应该提供批评。”
即使到了今天，如何把尊重群众的鉴赏要求与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辩证地统一起来，也仍然是文学批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方面，有的文学批评根本不考虑群众的鉴赏要求，把晦涩怪诞、扑朔迷离、广大读者连猜也猜不懂的作品说成是“新的崛起”，还反过来责怪群众水平太低；另一方面，有的文学批评又迎合一部分人的不健康的艺术趣味，把格调不高的作品奉为上乘。有时过分看重作品的发行量和上座率。
对于文艺作品，完全不看发行量和上座率是不对的，因为这否定了要尊重群众的鉴赏要求；但只看发行量和上座率也不对，因为这会流于迎合群众中一部分低级的审美趣味，否定了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之必要。文学作品既要被群众欢迎，又要对大众有益。
03 高度的原则性：坚持真理，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庸俗作风高度的原则性是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的显著特色。他在文学批评中发表的意见，不是出于某种利害打算的随声附和或哗众取宠，更不是屈服于某种压力的违心之论，而是他的深刻信念和热烈感情的结果，他曾自豪地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超出我理解之上的话。”
这是他的自白。他认为：
“为了促进学术和文学成就起见，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而坦白地申述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如果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是他的信念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利害打算的话。”
他坚决主张，批评家应当把自己的批评建立在深刻信念的基础上。别林斯基反对在文学批评中的庸俗作风。他说：
“我坚决相信，可以尊重别人的意见而又同时对它们表示不同意，尊敬是尊敬，礼貌是礼貌，真理也总是真理，阿谈和情歌只适用在客厅里，镶花地板上，却不适用在杂志上，因为在那里，最重要的是正直的、独立的、不带个人利害的，但却是坚定的、顽强的意见”。
比如，别林斯基与果戈理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但当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公然为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辩护的时候，他就无情地、尖锐地加以批判。
果戈理写信给他，说别林斯基的文章是一个愤怒的人写出来的，而愤怒则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了凌辱。别林斯基在病中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指一出如果只是自尊心受到凌辱，那完全可以保持缄默，问题是真理受到了凌辱，这是不能够缄默的。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有力量，在于他能勇敢地坚持真理，也能勇敢地修正错误。他对于自己所信仰的真理，绝不轻易改变，而对于自己认识到是错误的东西，他就毫不容情地谴责它。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别林斯基曾有过一段与现实“妥协”的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并且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的著名命题: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他不懂得现存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只有必然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和合理的这样的辩证思想，因而得出了俄罗斯社会的现实也是合理的这样的谬误结论。后来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严厉地责备自己。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
“我诅咒我那同丑恶现实和解的丑恶的意图”，“如果我还要结结巴巴地为这一切(指俄罗斯现实的丑恶—引者)进行辩解，就叫我的舌头烂掉里。”
后来，他以实际行动在文学批评中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总而言之，别林斯基这种文学批评的精神，不失为一面镜子。他在文学批评中坚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来说，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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